54、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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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郭沫若研究会会长章玉钧作研讨会总结讲

 
 
 
来源:   浏览次数: 添加时间: 2007/09/14 09:18:08

上一条:“当代视野下的郭沫若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下一条:郭沫若国际研讨会上的致辞

 
 
各位专家、各位朋友:
在到会的海内外专家、学者们的积极参与和会议各主办单位的共同努力下,这次学术研讨会取得了圆满成功,马上就要闭幕了。在郭老诞辰115周年之际,我们能欢聚在风景如画的沫若故乡,切磋学术,交流友谊,是乐山市领导和乐山师范学院发起这次盛会并热情相邀而结下的缘分。因此,我建议大家用热烈的掌声向会议的东道主——乐山市委、市人民政府和乐山师范学院表示由衷的感谢!  
这次学术研讨会的主题是当代视野下的郭沫若研究。正如大家所熟知的,当今世界是经济走向全球化、现代化,政治趋于多极化,文化日益多元化的时代。当今中国正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继续向现代化迈进,实现全面小康,构建和谐社会。当代视野下的郭沫若研究,意味着站在当下历史语境和时代现实中,以开放、包容、求是、创新的理念和“理解的同情”的心态,对郭沫若的生平、著作、思想、事业进行全方位、多角度、实证性、综合性的审视和研讨,深度发掘郭老留下的宝贵的文化精神财富,同时汲取他在那个时代主客观条件下形成的经验和教训,以求发展先进文化,造福于21世纪的中国和世界。实现这一宏愿,需要壮大研究的队伍,整合研究的力量,进行长时期艰苦扎实的工作,不可能短时间奏效。应当说,这次会议为这个长远的学术工程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我参加过中国郭研会近年来在吉林、北京、青岛召开的几次研讨会,学术氛围都很浓,这次会议尤其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1)海内外专家学者踊跃参会,中、日、韩、德四国学者共襄盛举。与会的专家学者80余人,其中远道而来的海外学者11人,以岩佐昌暲会长为首的日本郭沫若研究学会组团参会。来自国内各地的学者也比往次增加,有不少新的面孔。在社会心态相对浮躁之时,有这么一批年轻专家志愿走进郭研队伍,这的确是难能可贵,值得欢迎的。  
(2)这次会议的学术性和丰富性很突出,超过以往。论文不仅数量多,更有相当的深度。80多位参会的学者就提供了60多篇论文,印成341页16开的交流论文集。这些论文言之有物,精彩纷呈,有的采用了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开阔了人们的眼界;有的发现了鲜为人知的史料,提出了颇有新意的观点;有的通过比较和反思,揭示了发人深思的新问题;有的关注沫若文化的应用,对沫若故乡建设文化强市提出了很好的建议。研讨内容丰富扎实,时间安排紧凑,气氛热烈和谐。不到4个半天的大会研讨,有40多位专家发言,并由12位主持人做了精彩扼要的点评。为了使大家充分发表意见,昨晚还抓紧晚上时间进行小组讨论,十多位学者发了言,小组召集人在今天大会上综述了讨论的见解。通过研讨,既在大量问题上形成了共识,也对有些问题看法不一致,虽然来不及详细展开讨论,但这些不同见解形成的张力,将会促使人们深入思考,是非常有益的。  
(3)学术研讨和文化采风密切结合,以感性体验促进理性思考。东道主组织我们踏着沫若先生当年的脚印,参观了沙湾郭沫若故居,凌云山大佛和沫若堂,观看了展示沫若诗文精彩片断和沫若乡梓风情的歌舞,还参观了乐山师范学院和乐山收藏家协会组织的沫若文化史料民间收藏展。到会的学者无不对乐山的“四名”——名山、名佛、名人、名城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  
限于时间不足,加上本人对各位的高见还没有来得及仔细消化,我不准备在这里对丰富多彩的论文和发言逐一进行推介和点评了。大体上说来,研讨的内容可以归纳为五个方面:  
一是对郭沫若研究的现状、收获、困境和发展空间进行回顾和总结。有的借鉴波普尔“3个世界”的概念,探讨郭沫若研究的学术疆域,对8个板块条分缕析,肯定成绩,找出“短板”,指明深化研究的方向;有的揭示当前郭沫若研究遭遇到某些非理性现象,如在个别人的无端指责、全盘否定下,把郭沫若的形象歪曲得完全失真,他呼吁科学理性和人文理性的回归,对郭沫若的功过是非,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有的从研究对象和研究主体两个方面对郭研的偏颇和不足进行反思,认为简单地肯定或否定、棒杀和弃绝都发现不了真实的历史,强调要警惕翻过来、掉过去的二极对立思维。  
二是专家们一致认为史料的发掘和鉴别是学术进步的根本。不少学者花大功夫进行郭老生平中具体史实的考证和有关史料的挖掘。一位知名的郭研专家几年来一直钻研和思考郭沫若在日本的留学十年和流亡十年,对郭沫若之所以成为郭沫若,有极大的关系和影响,这次提交的论文,又在这个郭研学术领域最薄弱的环节之一继续开拓,既提出了不少具有很大探索空间的新问题,又提供了一些新的史料线索。日本郭研群体的系列发言,恰好同这位专家的见解相互呼应,相得益彰。他们致力于追寻郭沫若在日本期间涉及的人和事的真相,连郭沫若当时爱唱的一首歌、住过的一间房也不放过,在考证上颇见功力,凸显出重视材料梳理,论证细密周详的学术风格,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三是到会学者普遍关心郭沫若研究的文献建设,认为经过20年时间推出的38卷本《郭沫若全集》,加上已出版的佚诗、佚文、书信、书法等集子,为研究提供了基本的资料,但从学理上审视,仍存在全集不全,编排欠科学性,文字多处改动未注明等缺陷,建议尽快出版全集的补遗本、集外集,出版全集的译文篇以及建国后讲话的选编,出版著作的汇校注释本及手稿的影印本,有的建议重编出版更完善的郭沫若全集。学者们希望年谱长编早日问世,希望建国后的郭老有关档案文献(如日记、书信)能为学术研究者使用,希望加强郭研网站和文献数据库的建设,为郭沫若研究搭建共同的学术平台,提供更便捷的条件。  
四是多角度审视郭沫若的作品,既有不少专家进行宏观的综合的研讨,更有许多学者针对具体作品作细致的分析。有的认为,“本着内心的要求”,怀着激情与困扰选择文学之路,是创造社一代留日作家与鲁迅一代的重要区别,并对分析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论争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有的认为,“自我本体化”是郭沫若从《女神》到《屈原》一线贯穿的本原精神,这一本原精神有复杂的谱系,也体现了郭沫若对这一复杂谱系的有效整合。有两位学者着力于追溯郭沫若对巴蜀文化、对蜀学的传承,探讨巴蜀文宗思维传统与郭沫若推进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换之间的内在联系。还有几位专家关注郭沫若审美趣味中的和谐境界,突破只强调郭沫若歌颂“叛逆”、“暴力”、“狂飚突进”的片面视角,展现郭沫若其人其文最感人的内在品质是包容和谐之美,民主平等、与人为善之美。为了倡导和谐文化,构建和谐社会,应当更重视郭沫若提供的和谐思想文化资源。《女神》问世80多年来,一直是郭沫若研究说不完的话题,这次会上也有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考证和阐释这一名著。有的联系郭沫若同期的未编进《女神》的诗作,探索他的早期诗风、诗艺选择和白话新诗的可能性;也有把集内、集外的诗作结合起来考察,发现郭诗具有的反殖民统治的特点。有的不愿停步于揭示《女神》与五四时代精神的关系,而从郭沫若个人的生命体验的角度作出解读,认为它是“男人的生命歌唱”,或是“个人溶入大自然的独特的、个性化的生命的歌唱”。有位学者就《女神》中的乐山方言进行了饶有兴趣的分析。还有的关注闻一多对《女神》的评论及后来郭沫若对闻一多的评价,对这两位“学者、文人、斗士”的精神对话进行研究。  
五是到会专家关注沫若文化的开发、利用、宣传和普及,还对沫若故乡如何依托郭沫若为杰出代表的名人文化资源推进文化强市建设进行了专题讨论。乐山市和沙湾区党政领导非常重视专家们的意见和建议,将在进一步论证和规划后,逐步付诸实施。  
总之,这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得很成功,堪称硕果累累,美不胜收。当然,我们主办单位在具体的组织安排上有一定疏漏和不周全的地方,敬请专家、学者们批评和谅解。在会议内容上,一次短短的会议,不可能要求面面俱到。郭老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文化人物,一生的学术成就涉及许许多多的领域,这次会议的论文大多是集中于现代文学领域,只有个别论文是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方面的。即使是现代文学领域,会上言说的重点也较多是在早期诗作《女神》上,论述小说和历史剧等创作的论文很少。对于“当代视野下的郭沫若研究”这个主题来说,这种研究的不平衡现象既是郭研现状的一种反映,也可以说是会议的一点不足之处。  
不过,我又想到另一层意思,顺便求教于各位专家。我认为,说这次会上文学论文多、史学论文少,也只是一种相对的说法。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些论文又何尝不是史学(文学史、文化史、艺术史、人物史等等)的成果呢。当然,每门学科都有各自的任务、标准、规范和方法,不能混同和取代,郭沫若研究是一种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但我记得,马克思曾经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而历史可以从相互联系的自然史和人类史两个方面来考察。郭沫若作为上个世纪的历史人物,对他的生平、事业、著作、思想的研究,理应归入人类史的范畴。在这个意义上,郭沫若研究,或一些同志向往建立的郭沫若学,本质上属于历史学科。何况具有历史癖的郭老,他的文学作品有深厚的历史内涵,他的历史剧、历史小说等多为史学研究的转化成果。他的著作(包括自传、日记等)是时代的投影,反映着中国现代史的轨迹,包涵着丰富的有待考证的史料。如果没有史学的素养和功底,对郭沫若文学创作的研究,在理解的深度和评价的准确度上恐怕会打折扣。重视史学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传统。从刘知几到章学诚,都强调史学家要有史才、史学、史识、史德,郭沫若的才学识德既是常人难以企及的,又有时代的局限和令人诟病之处,这些都已成为我们的研究对象。那么,作为研究主体的我们,要不要有史才、史学、史识、史德,提升自身的修为呢?历史学的生命在于真实。最重要的是求真务实,实事求是,不溢美,不虚恶,力求知人论世,呈现历史时代和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力求接近和还原历史的真实。为什么近年来对郭沫若以及对鲁迅等的评价出现天上地下那么大的反差,除了社会文化生态变迁,人们价值取向更加多元化,出现了以远离崇高、颠覆权威为时尚的潮流之外,以研究者自命的个别人缺少基本的史德,肆意编造和炒作,算不算一个重要的原因呢?严肃的历史研究,应当以丰富的、经过鉴别的史料为基础,从中引出有根有据的观点和结论,而不是先主观设定一个概念框子,加以泛化,拼凑一些材料作为论据,随意褒贬,好走极端。郭学界的同仁要有历史的眼光和良史的风范,像前辈学者那样刻苦治学,勤奋地细抠原典文献,坚持下功夫收集、整理、鉴别、运用相关的史料,广泛地吸取中外文化的甘乳,锻炼提高自己的史识,尤其是严守学者的学术道德,增强以学术为天下公器的理性和责任心,那么,就可能共同找到更多的学术突破口和增长点,拿出扎实的学术成果乃至传世的学术精品,把郭沫若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我不打算说把郭研从低谷推向高潮,因为高潮里可能有大量的泡沫,低谷里可能出高产的庄稼,郭研不可能成为家喻户晓的显学,研究者要甘于守望田野,默默耕耘,关键是要有更多站得住的学术成果。我愿以此与在座的老中青学者共勉。  
以上发言纯属急就章,不妥之处,希望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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